内容摘要：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23年所取得的成绩，总结解放区根据地文艺工作新的经验，提出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创作向群众普及与提高的文艺方针，改变了中国以往的文艺为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服务的观念，指明了解放区和全国文艺创作的新航向，对解放区、国统区的文艺创作及新中国的文艺工作产生巨大影响，极大推进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延座讲话》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同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艺术学光辉文献。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文艺讲话、文艺为人民大众、文艺新方针

一、《延座讲话》的诞生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有80多位艺术家参加会议，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同志主持，毛主席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座讲话》）的“引言”部分，讲到革命文艺的作用问题、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会后，文艺家们进行讨论。 5月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文艺家对文艺工作的发言和意见，有几十位文艺家作了发言，“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毛主席作即兴发言。5月23日举行第三次会议，毛主席作了总结讲话，即《延座讲话》中的“结论”部分。毛主席的两次讲话内容经整理，合编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中国现代文艺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篇章。

1943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 7 周年。在这一纪念鲁迅先生的日子里，《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公开发表，代表了党的文艺观和相关的文艺政策，是党开展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讲话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通知还把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须学习的文件。《延座讲话》不仅是毛主席阐述文艺理论问题，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的典范，也是全党解决其他问题应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原则的成功范例。这个通知确定了毛主席的《延座讲话》对于党在中国文艺工作中指导方针的地位。1944年元旦，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将毛主席的讲话摘要编辑成《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发表，扩大《延座讲话》在全国的影响。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关心指导下，在北平（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中于7月14日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后将此次代表大会称为全国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和部队的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及舞蹈的八百余位文艺工作者参加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五四运动以来30年新民主主义时期文艺创作成绩，特别是总结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新的文艺工作的成就。郭沫若在大会上做了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认为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实现了五四以来所未曾解决的问题，文学艺术开始作到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作到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并认为在国统区也有若干艺术家受到毛主席文艺新方向的影响，走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郭沫若在《大会开幕词》中特别强调指出：“在我们尤其值得庆贺的是，在七年前的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给予我们明确的指示。这个讲话里的原则性的指示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在今天我们应该明朗的表示：“我们要一致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的文艺运动的总指标”。[2]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不但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30 年的新文艺创作成就，而且指明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文艺工作方针。会议充分肯定在毛主席《延座讲话》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指引下所取得的文艺创作新成绩，并且明确规定毛主席的《延座讲话》是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总的方针，因为它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不但在战争年代适用，而且在新中国的建设年代也适用。这就使毛主席的这一讲话精神，从原解放区党的文艺观念，变为新中国的文艺方针和国家文艺意志，也就是确立《延座讲话》中的文艺思想观念，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文艺运动的总的指导原则和方针，实现了《延座讲话》精神从党的文艺思想到国家文艺方针的转变。郭沫若代表第一次文代会所致的开幕词及大会总报告，得到与会八百余位文艺家代表的热烈赞同。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家和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延座讲话》精神，用以指导新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例如王朝闻先生他在延安因出差未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第二次第三次他都参加了会议，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文艺观很大的影响，后发表长篇论文《喜闻乐见》，受到毛主席表扬。他早在 1950 年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迫切需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析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描写新的客观实际生活，并提出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和团结改造旧艺人的工作的负责同志，首先要用新的文艺思想来武装自己，透彻地理解毛主席这一文件的精神，为了新文艺能够正常地健康地发展，强调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不过分，更不过时”。王朝闻指出：“由于全国革命的胜利，文艺战线的扩大，战斗形式的复杂，作为战斗纲领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显示出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绝对忽视不得”。[3]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被作为新中国文艺创作文艺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这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同时也得到像王朝闻为代表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批评家的自觉地拥护和认同。《延座讲话》之所以被确定为指导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延座讲话》中有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艺术家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体验生活、重视民间艺术、以及有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古代文艺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延座讲话》发表后，无论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国统区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取得丰硕的创作成果，展现了中国新文艺的崭新面貌和无限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延座讲话》是一部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光辉篇章，她指引中国文艺创作取得重大成果，开启中国文艺创作的新的航向。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的成就，都和毛主席《延座讲话》精神有着紧密的内在的联系。

二、《延座讲话》的理论基础和文艺创作基础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重要时刻及党在思想和学习上的整风运动中召开的，说明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三次到会并发表讲话，加上参会文艺工作者的讨论学习，会议持续了21天，这在战争年代是何等不容易。可以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党的文艺工作和现代中国文艺史上的一块丰碑！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阐述的文艺观念，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思想传播到中国，成为我们党的文艺观念的思想基础。其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23 年的新文艺创作实际和解放区文艺创作新的经验和成果。同时也因为在文艺创作中产生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和革命斗争、革命工作的关系，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为人民而艺术的问题，向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学习以及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艺术的问题等，由于当时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很多文盲，所以文艺创作存在向群众普及的问题，以及在普及基础上如何提高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解放区文艺工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就很有必要。毛主席在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在听取各位文艺家的发言和讨论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形成结论，提出若干原则性的指导意见，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毛主席和共产党人所接受，同时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的论述和苏俄的艺术社会学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如郭沫若1936年编译马克思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1930年鲁迅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雪峰译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与文学》和卢那查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1937年天行译弗里契《艺术社会学》等，胡秋原1932年出版《唯物史观艺术论》，柯仲平 1929 年出版《革命与艺术》等，这些译介或者自著的文艺理论著作，使文艺界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唯物史观艺术论及艺术社会学思想，也成为毛泽东和党的文艺观的重要参考文献。

毛主席在《延座讲话》中，关于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毛主席将文艺看作是观念形态，是一种精神产品，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观点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运用来解决文艺的源泉问题和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另一个根本思想就是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向群众普及，文艺家要无条件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体现生活、观察生活，要塑造工农群众的形象，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一重视人民大众和群众的观点，既是同共产党的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相一致，同时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源动力的观点，是历史唯物论在党的文艺观上的表现。毛主席的这一观点，受到列宁关于文学是为千千万万劳动大众服务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从中国革命文艺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是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文艺主流为封建帝王和才子佳人服务的思想，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文艺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是现代中国社会文艺观的一次伟大的创新，它同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新的方向，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艺术观念中，从来没有过如此明确地将文艺同人民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将文艺的功能概括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指示出中国新文艺的大众化方向，毛主席在讲话中系统而深刻的阐述文艺大众化、群众性和普及性的原则，是对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和艺术思想的重大贡献！

毛主席的讲话，在文艺实践方面是总结五四运动以来23年中新文艺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总结党在军队和解放区文艺工作的经验，因此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创作和党领导的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是《延座讲话》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要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党的文艺工作服从于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斗争，服从于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及新文化的战略目标。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文章，及刊发其他有关诗界革命、戏剧革命、美术革命的文章，提出打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的口号，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毛主席曾肯定新文化运动中的“平民文学”的观点和创作，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得到毛主席的赞扬和倡导。此外，1926年，担任北平艺专校长的林风眠，积极推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践行艺术社会化的方针，在北京（北平）举办包含美术、设计、戏剧、音乐在内的三千多件作品的“艺术大会”，即艺术展览和表演大会，积极向民众传播艺术，推进艺术社会化、大众化的工作。这些都是五四运动以来取得的新的艺术创作成果，为艺术走向社会走向民间作出了贡献。在党领导的艺术教育中，也很重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创作的教学工作。1938年，延安创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分设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个系，1939 年因抗战形势的发展，从延安鲁艺、陕北公学、青训班、工人学校抽调一批干部挺进敌后，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设有文艺部后改为文艺学院，亦分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个系，1941年在鲁艺帮助下，还成立一个培养部队文艺干部的部队艺术学校，艾青在《解放区的艺术教育》一文中谈到，这些学校的业务教育由业务的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两部分组成。“知识教育除各种业务的概论之外，并进行文艺的历史教育，其中以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新文艺各部门发展状况为主，世界革命文艺、苏联文艺与解放区文艺的各部门状况，以及中国革命文艺各部门作家与作品的研究……等等”。[5]这充分说明，解放区和军队的艺术学院及各系部，将五四以来新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作品及艺术家，作为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的艺术史论课程进行教学。毛主席在讲话中的“引言”部分，肯定和赞扬“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在23年中对革命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同时也存在许多缺点。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总结五四运动后23年以来新文艺和进步文艺、革命文艺的成绩，指明文艺进一步发展的正确方向。所以《延座讲话》是建立在五四以来新文艺创作实践基础上的。

中国共产党1921 年成立，到 1927 年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在这段时期，共产党初创阶段，还来不及多关心文艺问题。1928年至1937年，党建立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工农红军时代的古田会议决定中，毛主席根据教育士兵的需要和发动群众从事革命斗争的需要，指示符合当时艰苦条件的文艺工作方法，把革命故事、歌谣、图画作为教材课本，提倡打花鼓、演剧、游戏、出壁报等活动，充实红军中的宣传股机构，出版石印、油印画报，把宣传队当作红军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经常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物质条件差，文化人太少，在这种极端残酷的条件下，在文艺方面也出现了很多好的作品，有画报、戏剧、话报、舞蹈、歌曲的形式，如中央苏区的《红星画报》，四方面军的木刻工厂的出品，是部队战士喜欢的读物。剧本有《不当亡国奴》《武装上前线》，歌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影响很大。在抗战中，大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参军，对于部队文艺工作的发展与提高起了很大作用，文艺工作具有更多的形式，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电影得到新的发展。

1936年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毛主席朱德领导的红军到达陕北，在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从上海、南京、武汉、杭州等地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始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创作抗日的文艺作品，表现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军队生活，延安文艺和根据地文艺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上海等地，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产生了左翼文艺运动，左翼文艺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以鲁迅为旗手，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派方面作了英勇斗争，影响了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锻炼了一大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观上开展“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讨论，摆脱“艺术与政治无关”的思想，文艺家们创作的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日益靠近人民大众，反映人民的疾苦，宣传抗战，使文艺工作文艺创作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例如美术方面，在鲁迅先生倡导下，新兴木刻运动得到较快发展。鲁迅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班，培养青年木刻家。鲁迅还编选国外进步的版画和绘画作品出版，如《近代木刻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苏联版画家》等，希望年青的艺术家能像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一样，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者呐喊，成为“战斗的艺术家”。在当时革命和战争年代，油画和国画在材料、传播方式等方面受到限制，鲁迅意识到在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版画将获得大发展，“又因为革命所需要，有宣传，教化，装饰和普及，所以在这个时代版画——木刻、石板、插画、装饰画、蚀铜版——就非常发达了”（鲁迅1930年所作《新俄画展》小引）。由上海杭州具有左翼思想的进步青年在上海成立美术创作社团“一八艺社”，1931年6月，在上海举办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鲁迅先生亲自为展览写了序言，展出胡一川的木刻作品《饥民》《流离》《要饭吃》等和汪占非的《五死者》等，一八艺社成员陈铁耕、江丰等，江丰1931年创作木刻《要求抗日者，杀！》，受到鲁迅先生影响的青年木刻家还有黄新波、李桦、古元、力群、陈烟桥等，在后来的木刻创作和美术创作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有的还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抗战爆发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艺术家们走出象牙塔，汇集到武汉，为抗战服务。美术界同仁团结起来，成立了全国美术界、漫画界、木刻界三个抗敌协会，他们创作的美术作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反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在团结抗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表现形式上，提出了“大众化”的问题，认为艺术形式必须要为群众所能接受，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漫画工作者，还举行了“漫画联展”，揭露日寇（kou）的暴行和统治者的腐败，反映人民的心声，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类似的展览在重庆、成都和昆明展出，其中“猫国春秋”漫画展最为突出。此外，大后方的木刻工作者还联合延安的木刻作者，举行了国际展览，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和现实生活，通过木刻作品传达到美国、英国和印度，产生国际影响。

上述国统区的进步的艺术创作，也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组成部分，是文艺统一战线所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的讲话所总结五四以来23年进步文艺、革命文艺的一个方面，她们和延安文艺、解放区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共同构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是《延座讲话》针对的文艺创作实践对象和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的基础之一。

三、《延座讲话》指引文艺创作新的航向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主席二次讲话内容，及次年《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主席的讲话，在解放区和大后方均产生很大影响，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主要是毛主席在讲话中阐述了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揭示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艺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艺术和革命工作的关系、以及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解决了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文艺创作源流问题，揭示中国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若干规律，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抗日战争的重要时刻举行的，文艺工作要服从抗战，要服从革命工作，毛主席阐明了文艺工作和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6]这次座谈会，就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使文艺更好地协助其他的革命工作，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为抗战服务，完成民族解放任务。毛主席说，我们有两条战线、两支军队，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但这还不够，还要有一支有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艺则是这支文化军队的主干部分。“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毛主席的这一观点阐明了文艺和革命工作和党的事业的关系，以及阐明了战争年代革命文艺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对其后我们理解文艺和党与国家事业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讲话中的另一重要思想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强调文艺创作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提倡文艺家深入到工人、农民、部队去体验观察生活，发挥才能创造出表现人民生活的鲜活的生机勃勃的新的文艺作品。毛主席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文艺工作的首要问题，原则问题。以往中国的文艺，如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当然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毛主席首次倡导中国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抗战爆发后，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从各地、从城市来到延安，和工农兵在感情上还有一定隔阂，所以毛主席看到这个问题，要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7]这样，文艺为工农兵群众，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文艺家的身体力行。毛主席也指出对古代优秀的文艺作品要加以借鉴，用以提高艺术表现水平，但这只是“流”，而不是“源”。而文艺创作的源泉，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8]毛主席的这一讲话精神，既解决了文艺家应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思想问题，同时又指出了表现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创作对象与题材的问题，其艺术美学价值，即当代艺术家必须重视和表现当代生活，表现当代人民大众的情感、斗争、工作与生活，这为解放区根据地的文艺创作，也为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文艺创作，以及为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和全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工农群众生活，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大会结束报告》指出，经过这次大会，我们交流了许多重要的经验，观摩了许多重要作品，大家达到一致的认识，即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以及实践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巨大的文艺成就，“我们从各方面，尤其是解放区，证明了与人民结合的群众路线是唯一正确的文艺方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的报告，即《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概括总结了《延座讲话》后七年多来的解放区文艺所取得的创作成绩。这七年来，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周扬认为毛主席的《延座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9]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了战争，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部队的文艺工作者直接参加战斗，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在火线上进行战壕鼓动演唱，有的甚至光荣牺牲。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具有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1949年出版的《人民文艺丛书》编入 177 篇文学和戏剧作品，包括歌剧、话剧、小说、报告、叙事诗等，其中从主题和题材内容分析，表现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军队生活的有 101 篇，描写农村土改和反封建斗争的41 篇，写工农生产的 16 篇，历史题材 7 篇，其他包括写干部作风的12篇，可见这些优秀文学与戏剧作品，表现革命战争和农民土改及工农生产的作品，占了主要部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文艺讲话后，文艺作品在反映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工农兵生活占据主流。

美术是一种视觉造型艺术，当时的工农兵群众，有一部分不识字，但美术形象也能欣赏，所以，解放区的美术是解放区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区的美术工作，明确接受毛主席号召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1943年后，画报、新年画、连环画、新洋片、墙画、街头展览，迅速发展起来。木刻也发挥突出作用，产生许多优秀作品，如方元、彦涵、王式廓、江丰、古元的作品具有中国作风，为老百姓所喜爱，如王式廓的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华君武的《1948年的政治漫画》在东北就销售 4 万本。油画方面也有莫朴的《民兵出征》，雕塑有王朝闻的《毛主席胸像》，王生与刘荣夫、苏辉合作塑成的《无名英雄像》等。画报最为发达，参加画报工作的有朱丹、力群、张仃、沙飞、尹瘦石、施展、陈叔亮等，胶版印的画报在东北三年中印制200万份，石板画报仅华东地区有21种，已出58期，638万份，部队油印画报在华北野战军中，两年内出46种，印出817期。连环画也是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仅东北画报社就印制了34种连环画，印数达150万册。连环画中优秀作品有邵宇的《土地》、蔡若虹的《苦从何来》、吴耕的《红军的妈妈》等。这些美术作品是解放区美术工作者遵循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所创作出来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代表作品。

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解放区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也总结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受毛主席文艺讲话影响所取得的创作成绩。这些创作成就，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延座讲话》中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思想，是符合中国文艺实际，推动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与思想，这些优秀文艺作品是文艺家实践毛主席讲话精神所取得的创作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延座讲话》被作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文艺方针，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文学艺术工作者，继承解放区革命文艺传统和国统区进步文艺传统，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新的生活面貌，塑造工农兵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又取得新的成就，毛主席的《延座讲话》，继续指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

王朝闻于1992年在湖北美术学院纪念毛主席《延座讲话》发表 50 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是一部艺术学著作，是一部美学著作，是一部艺术美学著作，“她是从哲学的观点谈如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够格的艺术家的指导思想”。[10]我们今天纪念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发表 80 周年，就是要进一步学习理解讲话中包含的艺术学思想，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观念，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朝气蓬勃向前发展，再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新的辉煌！

本文作者陈池瑜， 华体会网页版登录入口,华体会(中国)二级教授，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辑刊执行主编。原载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5期。

（来源：艺术史论系教授陈池瑜）